认知相亙作用论
以皮亚杰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从认知结构的发展来说明语言发展,认为儿童的语言能力仅仅是大脑一般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而认知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1)语言是儿童许多符号功能中的一种,符号功能是指儿童应用一种象征或符号来代表某种事物的能力。语言同延迟模仿、心理表象、象征性游戏、初期绘画等符号功能一样,都出现在感知运动阶段的末尾,即约1. 5岁到2岁之间。儿童在开始发出语音时,是把一个对象的“名称”当作该对象的不可分的一部分来看的。随后发展到能用语词称呼那些当时不在眼前的事物,能把作为符号的语词和被标志的事物加以区分,这时,就开始有了语言。
〔2)认知结杨是语言发展的基础,语言结构随着认知结构的发展而发展。由于儿童的认知结构发展顺序具有普遍性,相应地’儿童的语法结构发展顺序也具有普遍性。
(3)个体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能力既不是环境强加的,也不是人脑先天具有的。它来源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动作是一切知识的源泉,1975年皮亚杰与乔姆斯基在法国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争论,也进行过访问笔谈。皮亚杰派多次指出他们和乔姆斯基在语言获得理论上的根本分歧,在于乔姆斯基是预成说(先验论〕,而他们是后成论,他们特别强调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和动作的意义。皮亚杰认为动作协调即感知运动智慧是认知结构的基础,也是语言的基础。
皮亚杰学派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儿童认识能力和语言能力的发展,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在他们过分强调认知发展是语法发展的基础时,必然要遇到认识发展和语言发展的关系是否是直接的和单向的等等难题。
1.社会相互作用论
20世纪70年代后,国外一些心理学家特别重视儿童和成人的交往在儿童语言获得中的作用,认为儿童和成人的语言交流是语言获得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从小剥夺儿童和成人的语言交流,儿童就不可能学会说话。有研究者发现,一名听力正常而父母聋哑的儿童,父母希望他学会正常人的语言,但由于身体不好,不能让他外出,就只能整天在家里通过看电视学习正常人的语言。由于只能单向的听,没有语言交流实践,缺乏应有的信息反馈,这个儿童最后终究没有学会口语,而只能使用从父母那里学来的手势语。
前苏联的鲁利亚曾观察一对同卵双胞胎,他们智力有点缺陷。两人总处在一起,对话极其简单,常用半句话叫喊,因此语言发展很缓慢,直到5岁时,80%的语言还是无组织的叫喊,其它智慧活动也很落后。后来把他们送进不同的幼儿园,并给其中一个以语言训练,结果进步很快。其中受过训练的儿童语言尚有44%不易理解,而未受训练的儿童仍有60%不能被理解。
至于狼孩的情况则更是众所周知的绝对剥夺人类社会交往的结果。
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语言环境和对儿童的语言输入的作用。他们研究了指向儿童的语言,发现母亲和其他成人使用特殊的语言形式向不同年龄的儿童提供适合儿童水平的语言材料,能促使儿童语言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儿童的反馈又决定成人对儿童说话的复杂程度,成人的言语部分取决于儿童本身。因此,儿童和他的语言环境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儿童在这个整体系统中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主动的参加者。
不过,学术界对指向儿童的语言的性质和作用有不少疑问。语言输入在儿童语言获得中究竟起多少作用,起什么作用,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相互作用论还不能说明儿童如何在交往中,在语言输入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语言能力。
我们认为,儿童语言是在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中,尤其在与人们语言交流中,在认知发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儿童语言富有创造性,但模仿、学习在语言获得中仍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创造必须以一定的范型为基础,它是对已有范型的概括和新的组合。新的句子既是新颖的又是以模仿到的范型为基础的。因此,选择性模仿可能是语言获得的重要模式。斯金纳的强化理论不能解释语言获得的全部现象,尤其不能解释语言的创造性。而乔姆斯基关于先天能力、先天普遍语法知识的观点也缺乏事实依据,是一种唯理论观点。
如果说存在着某种人类的“语言获得装置”的话,也决非天生的、现成的语法规则系统,只能是人类独有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大脑的分析、综合机能.不具备这样的大脑,即使经过长期精心设计的强化依随的训练,如黑猩猩华休和沙拉等,充其量也只能学会极其有限的词汇和句子结构,终不能达到人类3岁幼儿的水平。但仅仅具有这样一个有特殊机能的大脑,而没有和社会环境的交往,没有语言实践的机会,也不可能获得语言。
语言发展必须以一般的认识发展为基础,但语言能力还具有它自身的特点,二者的关系不可能是直接的和单向的。
从现有的研究水平看,要对语言获得过程及其机制提出结论性意见,还为时过早。有待于跨学科的探索。